做暂时性的工作，竟会降低你几年后的收入…5种人小心变成「不稳定无产阶级」
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各种样貌
无论别人如何定义，不稳定无产阶级都不是一群同质性的群体。频繁进出网咖，靠着临时工过活的青少年，与努力想办法求生，一边急切建立支援网络一边躲警察的移民并不一样。四处想办法筹措下礼拜吃饭钱的单亲妈妈，更是与打零工赚医药费的60多岁老伯伯相差甚远。但上面这些人都知道，他们的劳动是工具性的（为了糊口的工具）、机会主义的（出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而且是不稳定的（没有保障）。
描绘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方法之一，是把他们称为「外来居民」（denizen）。所谓的外来居民，是因为某些理由而比公民拥有更少权利的人。这个词汇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当时通常指涉拥有居住权以及货物贩卖权，但不具备完整公民权的外来者。
这个概念也能用来讨论职场生活。企业中既有公民，也有各种不同的外来居民。我们可以把白领上班族当成企业中的公民，他们多多少少拥有一些隐性投票权，可以影响公司的某些决策与做法。股东与老板虽然可以使用显性投票权直接决定公司策略，但也会不成文地接受这些白领员工的意见。但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包括临时工、零工、经济依赖型的承揽劳动者等等，则都属于外来居民，几乎不具备任何权利。
无法发展生涯的暂时职位、外来居民、被视为罪犯的边缘人、社会福利申请者……世界上的不稳定无产阶级越来越多。令人遗憾的是，劳动与经济统计数据呈现的方式，让人无法估计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总人口数，更不用说各类别的人数了，因此我们只能利用代理变数（proxy variable） 来描绘不稳定无产阶级的面貌。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不稳定无产阶级中人数最多的几个族群。然而，请注意并不是所有不稳定无产者都符合其中叙述，而且即使一个人符合某种叙述，也不表示他一定是不稳定无产阶级。
首先，大多数担任暂时性职务的人都很接近不稳定无产阶级。他们的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很脆弱，收入比起其他类似工作的人更低，职涯成长的机会也很低。在弹性劳动市场的时代中，「暂时性」的职务数量增加得非常快。
在某些国家，例如英国，暂时性职务的定义要件很严苛，令人难以确定实际上缺乏就业保障的职务数量有多少。但大部分国家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暂时性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占全国劳动力的比率，在过去30年内都急遽上升。例如某国的暂时职务就增长得极快。到2010年为止，该国有1/3劳动力都处于暂时性职务。但比例最高的不是某国，而是南韩。根据合理的定义，南韩从事「非典型」职务的人，超过全国劳工的一半。
然而，虽然暂时性职务是欠缺职涯发展的指标之一，但却不是充分条件。例如所谓的技术专家就非常喜欢专案导向的生活方式，他们结束了一个短期专案之后，马上就能跳到下一个。相比起来，长期的职务反而会强迫员工重复进行类似的案子，几乎没什么发展性。因此，如果社会环境没有问题，担任暂时性职务也没问题。但如果全球经济系统需要大量的暂时性职务来支持，政策制定者就得好好想想，让劳工生活不稳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就目前而言，如果某人的职务是暂时性的，他就很有可能身处某种不稳定的生活中。某些人可能会把暂时性职务当成开创职场生涯的踏脚石。但对大部分人而言，这颗踏脚石都只会带他们走向低收入的下坡路。研究显示，人们如果照着许多政策制定者所力推的那样，在短期的失业之后接受暂时性职务，之后几年内的收入很可能就因此降低（Autor and Houseman,2010）。人们一旦进入地位较低的职务，在社会中向上流动的机率，或者获得「体面」收入的 机率就会永久下降。对许多人而言，担任暂时性职务可能是没有选择的，但这实在不太可能促进社会流动。
另一个沦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方式，是从事兼职工作。在这个已经从工业转为服务业为主的社会中，兼职变成了一个粉饰太平的问题词汇。大部分国家都把兼职工作定义为1周受雇或计酬工作低于30小时，但这个定义其实只适用于名义上的兼职工作。
许多自愿或被迫做兼职的人，实际上工作时间都超过原本预期，或者酬劳给付的时间。在职场生涯走下坡路的兼职工作者（有许多都是女性）可能必须在下班后花更多时间为了找工作而做无酬劳动，因此被工作剥削得更严重；也可能为了维持某种职场上的生存空间而做更多工作，出现更严重的自我剥削。
兼职工作的增加，进一步隐藏了失业问题与低度就业问题。例如德国被迫从事「迷你工作」（mini-jobs）的人增加之后，国家继续处于高就业率的假象中，某些经济学家甚至因此做出愚蠢的结论，认为德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就业率奇迹。
除此之外，「独立承揽劳动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与「经济依赖型的承揽劳动者」(dependent contractor) 也经常和不稳定无产阶级重叠。这2种人并不等于不稳定无产阶级，因为许多承揽劳动者的收入在某种意义上是稳定的，而且具有强力的职业认同感，例如自己开业的牙医或会计。不过经济依赖型的承揽劳动者与独立承揽劳动者之间的差异，总是让各地的劳动法律师伤透脑筋。
提供服务（services）与服务劳动（service labour）之间的区分方式，以及判断承揽劳动者是否仰赖中介机构获得合约的方法，永远都可以引发冗长无味的辩论。说到底，这些区分标准都是任意的，其实都只是工作的掌控程度、从属程度以及依赖「第三方」的程度差异而已。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必须仰赖别人，才能获得一些自己几乎没有掌控权的工作，他就很有可能沦为不稳定无产阶级。
人数不断增长的客服大军也是不稳定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如今客服人员无所不在。它变成了全球化、电子生活、异化劳动的邪恶象征。英国公广集团的第四频道（Channel 4）在2008年制作了一部叫作《客服之怒》（Phone Rage）的纪录片，讲述年轻客服人员与火大消费者之间的误解现象。根据该片记载，每个英国人平均每年花费一整天打电话给客服中心，而且时间越花越多。
接下来的另一群人，是最近变得特别多的实习生。许多刚毕业的、还在学的，甚至还没入学的学生，都会进入办公室做短期的琐碎工作，工资极低或根本为零。某些法国评论家认为不稳定无产阶级就等于实习生。他们的说法虽不精确，但却点出实习生的问题所在。
实习工作是让年轻人沦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潜在渠道。但是某些政府却把实习计划当成「活化」劳动市场的政策，借此遮盖失业率高涨的问题。事实上，政府促进企业实习的效果，通常只比花大钱没效率的补贴政策好一点点而已。实习生的管理成本很高，而且无论对组织或对实习生而言，实习生做的事情都几乎没有长期价值，这种制度唯一的意义，大概只有习惯组织文化、认识工作内容这些好听的说法而已。
总结说来，讨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方式之一，就是观察人们会在怎样的状况下，从事一些不太可能建立职业认同，或不太可能发展事业生涯的不稳定劳动。
不稳定无产阶级化现象
虽然我们要小心不能把不稳定无产阶级化的定义扩得太广，但这件事还有另一个特征：虚假的职业流动性。代表性例子之一就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2010）曾经讽刺的「头衔修饰术」（uptitling）。许多公司会用超级响亮的头衔，来称呼那些毫无发展性的职位，借此 隐藏这些职位的边缘性。
许多员工明明没有带领下属或团队，却都变成「某某长」、「某某总监」、「某某官」。美国的职业协会指出了这种现象。国际行政专业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s。他们也帮自己换上了虚胖的头衔，之前有个更低调的名字叫做全国秘书协会(National Secretaries Association)表示，该会有5百位以上的成员叫作「柜台接待主任」、「电子文件专员」、「媒体配发官」（送文件的小弟小妹）、「回收官」（垃圾桶清洁员）、「公卫顾问」（厕所清洁员）。但职称虚胖可不是美国的专利，世界各地都有。例如法国最近就很流行把扫地小姐称为地面维护师（techniciennes de surface），专业多了！
《经济学人》认为，2008年后的经济衰退，是工作职称百花齐放的原因。公司无法帮员工加薪，只好帮他们换上更炫丽的职称。此外，跨国企业内部结构渐趋复杂，也是职称虚胖的原因之一。但这个问题背后的意义，不只是最近修辞技巧大爆发而已。它反映了不稳定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让公司必须杜撰一些职位流动性以及个人发展的象征，才能掩盖某些工作毫无发展性的事实。他们发明华丽的职称，掩盖组织结构扁平化的问题。 《经济学人》说得好：
企业推崇工作弹性之后，职称也跟着虚胖。组织结构扁平化的风潮，造成空泛职称数量爆增的怪现象。它让员工追求某些乍听之下重量级的职称，例如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或者枢密院议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但其实这些职称是颁给过气政客的。结果无论是高级主管还是基层员工，每个人都想在履历表里面塞一堆华而不实的职衔，预防有一天被解雇。
《经济学人》点出了一个深层问题。这篇洞见的结论是：「给予员工花俏新头衔的效果通常都很短暂，但伤害却很长远。」听起来这种做法会让人愤世嫉俗。此外员工拿到花俏的头衔之后，听起来更可有可无。但反过来说显然也一样合理。正因为这些员工是可有可无，他们才会得到花俏的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