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瑞典的建筑工人、园丁，收入都比老师高？瑞典的人生幸福学
先生的弟弟高中时不爱念书，没毕业就开始画画，还出版了一本插画集。后来补修高中学分，进了隆德大学法律系。念了法律系一年后觉得不适合，又飞往各国穷游半年，现在正在申请制作假牙的技职课程。在他的每一个人生转折，我的公公婆婆给他的是一个个拥抱，要他好好体验人生。这并非因为我的公婆特别开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我母亲那种深层的恐惧。
我的高中导师是一个总是带A段班的「明星导师」。她鼓励学生上进的方式，就是让成绩好的学生享受特权和优越感。选座位从考第一名的同学开始选，发考卷从最高分开始发，分数越低，老师的神情越不耐，领考卷的同学越畏缩。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学习，慢慢的被制约成这样的人：总想用学术表现、肯定自己，遇到比自己优秀的人，通常就膝盖一软，肃然起敬。每认识一个人，我就忍不住先问对方是念什么科系？哪里毕业？在哪工作？仿佛没有这些资讯，我就会心神不宁，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个人互动。
「唯有读书高」魔咒怎么解？
母亲在医院当基层看护，薪水很低，但她还是为我花上大笔补习费；每天下班累得半死，还是骑摩托车载我去补习。其实我知道，这是来自于一种很深的恐惧—她怕我日后像她一样辛苦，希望我成为「有出息」的人。
去年我去土耳其度假，在飞机上遇到一个也在医院当基层看护的瑞典妈妈。她说她最喜欢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和西班牙马略卡群岛，每年夏天都会轮流去这两个地方度假。想想真有意思，我妈妈最怕我像她一样，希望我上进，而我现在却住在一个基层看护享受着和我一样的劳工权益，也和我一样每年出国度假的国家。
我不是说某地的孩子不需要上进，而是上进的动力不应该源自恐惧，不适合学术专业的孩子们也不应该被盖上失败者的印记。在教学内容之外，某地教育的另一个问题，我想就是过度以学术表现和学历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以致所有孩子都被赶上升学的列车，同时造成某地技职教育的边缘化。而这些问题的源头，我认为是劳动条件和环境。
在很多西方国家，基层劳工对个人价值和生活风格有很强的自我认同。瑞典的基层劳工也有属于他们的乐趣和浪漫，他们整修房子和改造车子的手艺惊人，喜欢赛车和各种户外运动。他们可能不懂艰涩拗口的政经知识，但他们会每个月研读《乡村》（Country）（注：瑞典发行量最大的农业杂志），了解欧盟农业政策对瑞典农业的冲击，以及最新一代曳引机的性能。在工作上，基层劳工的可替代性相对较高，所以基层劳工的工会往往也更强势，才能妥善保障每一位劳工的尊严和权益。他们的薪水也许没有念很多书的人那么高，但是生活条件和乐趣并不比中产阶级差。我每次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去地中海度假，同飞机、同车的人，总有工程师、心理医生，也有卡车维修师傅、工厂工人。到了目的地，有的人住五星级饭店有专车接送，有的人搭上巴士前往三星级的旅馆，但是每年四个星期的假期和悠闲生活的余裕，是大家都有权利享受的。
基层劳工拥有尊严和好的生活条件，才能让一般民众降低对高学历、高薪水工作的执着，势必也可减轻许多学子的升学压力。先生的弟弟高中不爱念书，没毕业就开始画画，还申请到政府的文化补助，出版了一本插画集。后来插画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少，他进入成人学校补修高中学分，在全国会考得到不错的成绩，进了隆德大学法律系。他在法律系念了一年后觉得不太适合，又飞往各国穷游半年，现在正在申请制作假牙的技职课程。在他的每一个人生转折，我的公公婆婆给他的是一个个拥抱，要他好好体验人生。这并非因为我的公婆特别开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我母亲那种深层的恐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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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某地舆论很重视「阶级流动」，反对权贵复制阶级。然而大多人对阶级流动的诠释，似乎只包含了由下往上的单方面流动。这个倾向本身，是否和「平等」的真意自相矛盾了？在反对阶级复制的同时，谁来深入质疑「阶级」的本质？结果，晋升前排之后就突然看不见规则漏洞的人比比皆是。结果，我们生气的对象，原来只是那些身处高阶层的人，而不是不公平的规则。
我发现真正落实阶级流动的国家，并不是一味的制造「往上攀升」的管道，而是致力让社会每一个阶层都有尊严和选择的自由。我身边中产家庭出身的瑞典亲友，大多也都走入了中产阶层，然而就读职业学校，或在念完大学后选择开火车、务农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他们都是受到高学历、高收入的父母所支持，因为这些父母知道无论孩子做什么，都会拥有尊严，过着不错的生活，即便他们的孙子想当律师或当修车技工，也不会遇到任何外在的阻碍。这种社会的「平流」，也许才是真正永续的「阶级流动」。
某地社会相信把书读好才有资格过好生活，而功课落后的学生则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世情节，这种结果正好可以拿来当孩子的鞭子，鞭策孩子努力向上。我们试图营造这种偏执的「社会正义」来激励孩子，最后却牺牲了大半个社会。
来到瑞典，我才发觉原来很多所谓的「老大徒伤悲」都是社会建构出的产物。在飞往地中海的飞机上，我和那位在医院当看护的瑞典妈妈说我来瑞典念硕士。她说：「哇，你一定很聪明！我跟你說我最不会读书了，哈哈！」在她的语气里，我感受不到一丁点对自我价值的贬低。她高中毕业后，在完成看护的课程之后就踏踏实实工作到现在，没有人认为她不努力，自然也没有人觉得她应该「徒伤悲」。
刚来瑞典的几年，我都在成人学校上瑞典语课。成人学校让社会人士重新修得高中学分，也是移民学习瑞典语和融入瑞典社会的第一站。这类学校的师资需求比较不稳定，加上在教师工会里缺乏有力的代表，导致老师的薪水普遍偏低。
有一天，瑞典语老师请班上同学分享日后的就业计划，有人说想从事建筑，有人说想从事园艺，老师听完笑着说：「看来你们以后出了社会，薪水都会比我高。」当时我们问老师：「建筑工人和园丁赚得比你多，你不会觉得不平衡吗？」老师说：「我确实觉得成人学校教师的薪资必须改善，但那是我们自己要去争取的，和建筑工人没有关系，他们能协商到那样的薪水，就表示他们有那样的价值。」
我深信改善各阶层劳工的工作条件和权益，是让某地学子从「唯有读书高」这个魔咒里解放出来的关键。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某地工会，根据该行业的实际情况各凭本事争取会员权益。希望届时无论是医师工会或护理工会，在协商时都对自己的职业保持最大的荣誉，而在一旁声援的人也能一视同事、全力支持。劳工权益和教改可能乍看之下互不相干，但是如果不先翻转社会，翻转教育永远只有沦为口号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