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年薪百万，现在当星巴克服务生……当你掉进低薪、谋生的陷阱，想爬出来就难了
对那些无法挑剔社会地位或酬劳的人来说，美国当然有不少工作可以找。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涌进这个国家，做些草坪维护、建筑工人或是家庭清洁工、保母、肉品加工的工作。即使没有新的工作缺额，对那些勤快和绝望的人来说，低薪工作市场的高汰换率，确保了稳定的职缺。对白领阶级的求职者来说，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谋生工作」（survival job）──在等待「真正」的工作上门前有点事做。但这个目标可能有点过于乐观。
到了9月底，求职生涯正式结束，我开始试着去追踪一些求职者的后续状况。当初我收集了他们的名片以便进行严肃的访谈，告诉他们我在为一份商业刊物写一篇有关失业白领的文章，以便一边继续找工作一边赚点外快。有11个人回覆，没有一个找到「真正」的工作。即使是那些初遇时相当具防卫心的人，现在都很热切地想谈谈他们的策略，而大多数策略都包括先找个谋生的工作再说。
父母：最后一道安全网
当然，并非每位失业的专业人士都必须考虑找个谋生工作，至少不是马上就这么做。许多我求职时遇到的人，都已从职业生涯中累积了足够的资产，可以让他们轻松撑个一、两年，即使同时还掏钱出来给职涯教练和职业仲介公司也没问题。其他人则利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来维持中产阶级地位：他们把持家无业的配偶送出去加入低薪的劳力市场、放弃了只和奢侈沾上一点点边的享受，例如外食和其他的娱乐活动、在自家前院变卖珍爱的家当，或在网络上拍卖、搬到比较小的房子。
52岁的约翰．皮尔仁是被裁员的资讯科技业人士，有两名年幼子女，他这样形容他的家庭努力苦撑下去的情形：
我们限制多久出去一次，而且停用信用卡。很幸运地，我们的房贷还满低的（一个月大约650美元）。问题比较大的是水电瓦斯费，费率一涨再涨。我们把窗户打开，减少使用冷气。我们为了孩子保留有线电视，还有方便求职的高速网络。
皮尔仁5岁大的孩子必须上托儿所，一个月要花125美元。他太太有一份「装填信封」的临时工作，夫妻俩现在和许多上班族夫妇一样，分配时间来照顾小孩：「我顾白天，她顾晚上。」
失业保险金是失业者可以先依靠的救济，但这保险只提供原来薪水的60%，而且26周后就中止。 2004年，360万失业的美国人在尚未找到工作前，失业救济金就用完了，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即使是中年人也都转向父母求救。
45岁、从事通讯业的希拉蕊．麦斯特，一场大病使她暂时不能找工作，因而搬回父母所住的城镇。 「如果没有我的家人，」她说：「我一定早就流落街头了。」以前做营销的史提夫，考虑要学些有关酒的知识，以取得在一家高级餐厅当服务生的资格，他打算放弃目前月租845美元的公寓，改租一间附有厨房设备的房间。 「我只需要一个可以让电脑充电的地方就可以了。」他也坦承：「我的家人都还在帮我。否则我几乎就要流落街头了……但他们一直在问：『你到底怎么了？就去找个工作，任何工作都好。』」
他们曾有年薪百万，现在却只能去做低阶服务生？
不幸的是，最终听从这种建议的前白领劳工人数，并没有可靠的资料可查询。美国劳工统计局衡量「未按专长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的标准只以时数来计算；也就是说，只有当你在兼差却比较希望做全职工作时，才能正式被称为未充分就业。 2004年3月，失业率是5.8%，如以非自愿兼职来严格衡量，未充分就业率则是10%。至于受雇于未利用其教育或已有「技能组合」的低薪工作人员之比率，则没有可靠估算数据可查询。
不过，我倒是发现不少处于这种情况的人──以必须从事不符合其技能的工作来看，从失业到未充分就业都有。例如，史提夫试过沃尔玛，但发现「对一名专业人士来说，这是很艰苦的工作。他们找的是薪水很低的人，例如一个小时8块钱。」正如我前面所说，他现在考虑到一家很高级的餐厅当服务生，说不定在那里能有和顾客攀关系的机会。以前做过广播新闻记者和公关的盖瑞，告诉我他目前在百思买（Best Buy）、电器城（Circuit City）和家得宝找基层的职务。这些人一旦找到了服务生或业务「助理」的工作后，在联邦政府的眼里就不再是「失业」的一员了。就整个大社会而言，案件结束，问题解决了。
其他长期失业者沉沦到更低的社经地位，做一些通常由新移民或完全无学历者所做的工作。约翰．皮尔仁从一位资讯科技业人士沦落为替人搬家的临时工，能找得到的他什么都做。希拉蕊．麦斯特试过在聪明宠物馆（PetSmart）帮狗洗澡、美容，直到过敏发作为止。
失去选择余地的人
41岁的资讯技术人员迪恩．葛兹乔克在开接驳巴士。我在蒜烤餐厅遇到的前营销主任莉亚．葛雷，自2001年首度被裁员后，就一直在做卑微的底层工作。
从刷马桶到打扫公寓的时薪8块钱工作，我什么都做过。这种工作我做了8个月，唯一得到的好处是瘦了大概10公斤。这让我能够重新以感激的心情，来看待绝大多数都是做这种工作的西班牙裔劳工。
莉亚的求职过程有时压力十分沉重，她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写着：
这么多逼不得已的情况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我经历了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我被送到急诊室，诊断出得了严重的恐慌症……我必须把车子停到路边，赶快打911。我的心跳加速、喉咙肿痛、全身麻痹，开车技能受到严重的影响，使我无法握住方向盘，而且我开始发抖得很厉害。这绝不是一次愉快的经验。第二个『第一次』，我实在很不好意思承认，我接到大略估计是900美元的治疗费帐单催缴通知……第三个『第一次』是，我现在负债7,3000美元，到我信用卡刷爆前，我还有16,000美元……所以，我还真的开玩笑说，我不介意自己的身分被盗用。因为那样我就不用担心债务问题了。
当我10月和莉亚谈话时，她才刚开始在一家连锁零售店工作，「整天站在水泥地板上」，时薪7块6，而且没有福利。她觉得这一次她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我做（这份工作）的一个理由是，我试着选离住处8公里内的工作，因为我不想把钱浪费在汽油上。」
「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眼泪可流」
像这种疯狂的另类替代方案，需要某种程度的弹性，这是多数有创意的教练想都没想过的。就拿有两个孩子的非裔美籍单亲妈妈唐娜．优多维克的例子来说好了，长达8年的求职过程把她转变成一位杰出的「万事通」。当她离婚后搬到乔治亚州时，就像我在科罗拉多州的姊夫一样，发现若是没有投下巨资去修更多的课，她的教师资格根本一无是处。自那以后，她大概什么事都做过：在乔治亚电力公司（Georgia Power）开卡车、在UPS托运公司做邮件分类、在影印店工作、安装磁砖和硬木地板。我九月和她通话时，她正在当一天90美元的代课老师，在没课可代的日子里，就缝制订做的洋装来卖（这可不是普通的技能）。她告诉我：
当你到了48岁的时候，你预期根基已经打好，可以坐下来，而且知道你的钱会从哪里来…但我已经做得头昏脑胀了…我还有孩子要养。没错，我很丧气，但为了生活，该做的我还是会做。我本来符合拿食物券的社会福利资格，但他们停发了。现在我要试着再把这福利要回来。
健保则是失去已久的奢侈：「我只能确定自己保持得非常健康，」她笑了起来：「吃得好、服用我的草药、每年在一家分级收费的诊所做定期检查。」当我问到她为何还能谈笑以对时，她说：「我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了。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眼泪可流。」
当你每天得工作10到14小时，你还能怎么「另找工作」？
在一个人沦落到低薪、卑微的工作时，不是希望那等待已久的电子邮件终于到来，提供一份更适当的专业工作，不然就是希望那谋生工作会提供一条向上流动的途径。但这份谋生工作可能会阻碍更佳工作的寻求。教练们强调找工作就是一份全职的工作，对此我虽然存疑，但找工作这件事很容易一天就消磨掉好几个小时──对那些做谋生工作的人而言，是不可能有这些时间的。
「一天工作10到14个小时下来，实在很难继续找工作。」那个由科技人转为接驳巴士司机的迪恩．葛兹乔克告诉我：「我得暂时减少求职面试。我所剩的时间只够啃一口汉堡而已。」 想要上课学酒的史提夫有一些失业朋友在家得宝和劳氏五金行（Lowes）做事，「但在搬了一整天东西后，他们累到没法再去找工作。」莉亚．葛雷遇到另一名失业者和未充分就业者熟悉的问题：虽然她的体重在做体力劳动的工作后有减轻一些，但过去这一年来的压力却造成她体重增加了近14公斤，而她买不起一套参加面试用的新套装。
盖瑞失业不久后，他怀孕的太太必须辞掉工作在家卧床安胎，而对于透过大型连锁店的谋生工作爬升到管理职的机会，他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光是想象再回到往常的生活方式，感觉就很好。这可能会导向某种大机会，你总要一脚先跨进门里，必须先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同样地，史提夫相信假如高级餐厅服务生的工作没有成功，到星巴克当一名咖啡店服务生，可能也得以成为时薪10美元的值班主任，不过他知道「你必须非常操劳」，才能做到那个职位。
当原本的优势都成为劣势
很多失业白领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专业前景与展望，可以反过来阻碍他们在谋生工作上的成功。约翰．皮尔仁离开了睿侠公司（Radio Shack）的工作，因为他有自己的管理观念，而且「不喜欢他们做事的方式」。唐娜．优多维克有一次被开除，因为她拒绝放弃专业形象：「老板告诉我不要穿成那样──我穿裙子和套装。他们要我穿蓝色牛仔裤……他炒我鱿鱼，然后告诉我是因为我穿衣服的方式。」
就凯瑟琳．纽曼在《失却天恩》的观察：「对于如何超脱过去的自我，没有任何方针；对于这存在于社会文化真空中陌生的、向下流动的变动，也没有任何的教导或训练。」他们所受的职责训练，是至少需要一点领导能力和创新，对于突然丧失地位，并没有心理准备。而且不论他们有多乐观、多有创意和弹性，失业者和未充分就业者都明白，时间永远在身后滴答作响。
失业的时间愈久，你找到适当工作的机会就愈小，而且像「业务助理」、「接驳巴士司机」或「服务生」这样的工作，对你履历中愈来愈大的空窗期来说，也不是什么吸引人的纪录。同时，你的年纪必然已经过了职业吸引力的高峰，现在这高峰大概在30多岁左右。经历不算是一种优势；事实上，正如理查．赛内特对企业聘雇的观察：「当一个人累积更多的经验后，就失去其价值了。」所以一旦你掉进低薪、谋生工作的陷阱里，留在那里的机会就很大──从一个更宽广、更有希望的世界勉强移居至此。
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做了一项让社会阶级无预警向下流动的实验。在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部分是将成千上万的管理阶级和专业人士突然下放到农村，在田间和农民一起工作。他们是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群人。表面上看来，这个计划让被下放的专业人士能体会他们本身福祉所植根的辛劳耕种，就像莉亚．葛雷开始能够尊重那些支撑北美经济的西班牙裔劳工的辛劳一样。
但无论这社会阶级的向下流动对整个社会有什么补偿价值，从事一份「谋生工作」的经验，对那些受过训练、预期有更美好荣景的人来说，是很心酸的一件事。毛泽东强迫移居的人，并没有变成更好的公民，实际上很多人都因这样的经历而一辈子痛苦怨恨。在一个完全以收入和地位来衡量价值的社会里，情形或许还更严重，社会阶级的向下流动带来一种失败、被拒绝和羞耻的感觉。
我没有追随我的求职伙伴们到谋生工作的世界中。我在这项计划里所占的优势是，只要轻松说声「游戏结束」，然后再回到寻常的作家生涯就可以了。而我的求职同伴们仍在那里徘徊，飘荡在无底的深渊之上。
